建国初期的妓女改造运动
4月24日，电视剧《热爱》在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播出。《热爱》以我国50年代对妓女的改造为背景，讲述一个被改造的妓女和一个精神病患者之间的凄美爱情。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新中国是如何扫黄、改造妓女的。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催生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新中国建立之前，全国的妓院约有近万家，泛滥盛行的娼妓问题还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谐。人民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封闭、取缔妓院，严厉惩处妓院老板、领家和鸨母，并对妓女实行集中收容改造，从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彻底根除了这一社会丑恶现象。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 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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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公安部长“ 扫黄 ”
北平解放后，毛泽东指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1949年5月，北平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妓女问题。北平市委书记彭真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小妓女痛哭流涕，讲述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被老板盘剥后，一天的所得就是4个窝窝头。彭真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10月15日，根据市委和市政府指示，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接到北京市长聂荣臻下达的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封闭妓院决议的命令，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出发的命令，当夜8时，北京市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分布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
在出发前，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了六条纪律：一是必须立场坚定，态度严肃，依法执行任务，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二是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三是对妓院财物须按规定手续进行登记，不得疏忽；四是不得私自拿取妓院物品或假公济私；五是执行任务应小心谨慎，严防意外；六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当夜8时行动前，公安局以召开会议的名义，分片把各家妓院的老板、领班“请进”了各区公安局，要他们向人民和政府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他们宣布封闭妓院的命令，对他们中的一些罪大恶极分子，立即拘捕，押送北京市公安局警法科看管起来。
8时行动开始后，先是各小组在妓院的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随后，干部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
妓女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叫声一片。当晚12点，各行动小组按照事先的计划，将全市1268名妓女一一消毒后集中到设置在韩家潭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至22日凌晨5时，全市的妓院全部封闭。
11月22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此次封闭妓院的行动战果。随后，青岛、长沙等城市也都纷纷效仿北京，在较短的时间内封闭了妓院。
上海3万妓女改造纪实
年逾古稀的老干部曹漫之和退休女工人俞欣芝，一个19岁加入中共闹革命，一个14岁跑到上海卖淫，两人1950年在上海妓女改造运动中相遇。
1949年5月初，曹漫之频繁参加上海接管改造会议，议题之一是禁娼。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而在上海知名“风化区”会乐里，俞欣芝依旧接客。此时的上海，像她一样靠卖淫为生的妇女有3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从事隐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师”、“女向导”等。
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政府对妓院老板的经营做了严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务人员，贩卖毒品、赌博、摆设大型酒宴，如果逼迫妓女违背自己意愿与人发生关系，或将她扣留，妓女可以向政府控告他们。
解放军进城一年之后，《大公报》报道，注册持照妓女已经从1949年初的1897人减少到662人，而妓院数从518家减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注册妓院减为72家。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专学历的妇联干部，被领导悄悄通知到提篮桥区通州路48号报到。但她们听说自己的工作将是改造妓女时，很多人都在闹情绪。
11月23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市政府关于取缔妓院、收容妓女的决定报告。11月25日晚上8时开始，警方出动，将妓院老板们抓获，封闭妓院大门，把妓女围住。到第二天上午10时，逮捕324个妓院老板，后来分别被判刑入狱或送去劳动改造。181名持照妓女和320个街头“野鸡”则被送到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
曹漫之在多年后回忆说：“把她们装上汽车，又哭又叫，喊着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其实，这些妓女在妇女劳动教养所的生活条件比许多市民要好，她们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伙食不错，屋子里也暖暖和和的，工作人员待她们很有礼貌。” 1952年国庆节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进来，人数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们在禁娼令颁布后仍继续在街上拉客。
显然，要改造妓女绝非易事。
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脏病、斑秃癣等疾病，大多数人都有毒瘾。上海市政府不惜代价给她们治疗，在教养所安装了医疗设备，费用由政府支付。治疗性病最有效的药品是青霉素，当时的新中国还不能自产，由于西方封锁也无法进口，只有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本来预备留给负重伤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用的部分青霉素。
曹漫之向陈毅市长汇报工作时，提到缺少青霉素，陈毅沉吟半晌，亲笔手令各解放军纵队后勤卫生部，把青霉素集中起来，先供妇女教养所使用。经过几年努力，收容所的妓女都先后治愈了性病。至1957年底，市政府为医治收容妓女的性病，耗资18余万元。
治病并不能完全消除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教养所所长杨洁描述忆苦会的准备过程：我们利用控诉大会启发她们憎恶妓院、憎恶这种生活、憎恶压迫她们的人。
“开会前，我们布置了很多标语，像‘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第一个走上台，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一个个妓女开始控诉曾经的苦难。她们中，有长了杨梅大疮而被老板用烙铁烙的，有被逼着吃蝌蚪打胎的……说着说着，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民警将妓院主、老鸨等人押上台，宣布她们被逮捕、劳教时，妓女们的思想开始有了变化。”
劳动，是这些人获得尊严和新生最关键的一步。1952年6月起，妇女教养所根据收容人员的健康状况、劳动力强弱和特长等，贯彻“粗工易学、工具简单、投资少、容人多、原料、销路可靠”的原则，组织她们参加各种合适的劳动生产。首先建立起织袜工场，鸿兴织造厂提供40部闲置的织袜机，可供170名收容人员参加生产。
1953年，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标准是政治表现好；疾病痊愈，无恶习；有技术，社会上能接收的。家在乡下，在上海没有亲戚的，一般都送交她们的老家，上海有亲人的，被分配到城镇工厂里工作。
1956年3月，妇女教养所先后将所内经过初步改造的妓女1560人，遣送白茅岭农场移地教养和安置。她们在那里继续接受改造，逐步转为国营农场场员（职工）。1956年，甘肃省同意上海移送一批符合条件的妇女去该省参加农业建设。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1958年，该所的使命完成，总计7000多名妇女在这里接受过改造。俞欣芝也在“大跃进那一年”结了婚，丈夫是一名三轮车工人。
妓女改造的“天津模式”
当时除了北京、上海的扫黄模式外， “天津方式”也让一些城市借鉴。“天津方式”就是先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娼妓的进一步发展，等时机成熟后再封闭残存妓院，即“寓禁于限”。
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措施，是因为当时政权刚刚建立，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而且当时依附于娼妓业糊口的人数太多，直接取缔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鉴于此，以天津为代表的部分城市采取了“寓禁于限，逐步改造”的措施。
为了加大对妓院和妓女的管理力度，一方面对妓院进行重新审核登记，另一方面严格限制其发展，规定以现有的妓女人数为限，妓院不能再私自扩大妓女人数，并且严厉禁止妓院老板打骂虐待妓女。
同时，各地公安机关还采取了“麻烦嫖客”的办法，加强了对嫖客的登记与检查，致使许多嫖客因害怕暴露身份而不敢再光顾妓院。以上限制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妓院由于生存越来越困难而纷纷转业或歇业，数量大为减少。如1950年4月，西安市的妓院由解放时的375家降至240家；天津从解放到1950年1月，妓院减少了213家。随着娼妓数量的逐步缩减，各城市先后于1951年到1953年之间选择适当时机对残存妓院进行集中查封、取缔。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领家和鸨母等进行严厉惩处。如天津市公安局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十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云南省也在解放初期依法逮捕并严惩了41名罪大恶极的鸨母，其中2人被判处死刑，39人判处有期徒刑。
政府的严厉惩处起到了重要的警示作用，使许多还处于观望状态的妓院老板看到妓院的取缔已是大势所趋而被迫停业，已经转业或歇业的也不敢再重操旧业。
大批外国妓女也被解救
新中国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
旧中国的外国妓女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妓女、东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妓女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妓院。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拐卖贩运来华。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数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仍有部分外国妓女滞留在中国。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国妓女。中国政府对外国妓女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当时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国。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样的成就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仅上海妇女教养所就接待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
一位美国记者访问了正在改造的中外妓女以后，指着教养所内“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深有感触地对中国教养干部说：“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1964年中国向世界宣布，各种性病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
（本报记者 王万红综合报道）
图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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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４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开幕。我国参加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代表与美、苏、英、法代表在联合国筹备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6月26日大会闭幕。宋子文、董必武分别代表国民党政府和解放区签了字。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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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26日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图为事故后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鸟瞰。
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大量放射尘埃污染到北欧、东西欧部分国家，瑞典、丹麦、芬兰以及欧洲共同体于4月29日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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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４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指出，为了克服近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风运动，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需要。
《指示》还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